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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引言1

1.1 研究背景1

1.1.1 科技专家的政策参与：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1

1.1.2 科技专家在我国科技决策中的参与3

1.1.3 科技专家在西方国家科技决策中的参与4

1.2 问题的提出6

1.3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6

1.3.1 研究目的6

1.3.2 研究意义7

1.4 重要概念界定8

1.4.1 科技专家与官员8

1.4.2 知识、价值与制度9

1.4.3 科技决策10

1.4.4 影响力10

1.5 研究方法11

1.5.1 定性研究方法的选择12

1.5.2 以“相符性程序”为主要手段的案例研究12

1.5.3 案例选取与资料来源13

1.6 技术路线与篇章结构15

1.6.1 技术路线15

1.6.2 篇章结构16

第2章 研究综述17

2.1 政策科学视角17

2.1.1 研究发展17

2.1.2 专家政治与民主政治21

2.2 STS视角22

2.2.1 知识的社会建构与作为社会过程的政策制定23

2.2.2 科学与政府的边界与契约25

2.3 知识运用理论视角27

2.3.1 知识运用的模式27

2.3.2 知识运用效果的影响变量28

2.4 科技专家决策影响力的决定因素30

2.5 研究述评与理论空间33

2.5.1 研究述评33

2.5.2 理论空间34

第3章 科技专家决策影响力的KVI分析框架构建36

3.1 基本架构与变量整合36

3.1.1 基本架构搭建与逻辑起点36

3.1.2 现有研究中影响力决定因素的辨析39

3.2 知识、价值与制度：科技专家科技决策影响力的核心决定因素43

3.2.1 知识因素：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43

3.2.2 价值因素：价值取向与利益诉求47

3.2.3 制度因素：政策舞台与规则约束50

3.3 KVI分析框架的建立52

3.4 本章小结53

第4章 “863”计划的决策管理机制和决策主体54

4.1 “863”计划的发展54

4.1.1 整体框架55

4.1.2 经费投入56

4.1.3 制度建设60

4.1.4 一般性的决策内容和流程62

4.2 “863”计划决策管理机制和决策主体的历史演进63

4.2.1 酝酿阶段（1986.3—1986.11）：科技专家与政治家的完美合作63

4.2.2 一期入轨阶段（1987—1992）：专家决策管理机制的建立73

4.2.3 一期实施阶段（1993—2000）：专家决策管理机制的调整84

4.2.4 “十五”阶段（2001—2005）：决策管理机制的重大调整96

4.2.5 “十一五”阶段（2006—2010）：决策、咨询与管理的完全分离106

4.2.6 “863”计划决策管理机制和决策主体影响力的演进特征110

4.3 本章小结112

第5章 KVI框架的实证检验：基于“863”计划决策案例113

5.1 知识因素113

5.1.1 知识供给结构113

5.1.2 知识需求结构122

5.1.3 知识因素案例汇总126

5.2 价值因素128

5.2.1 价值取向128

5.2.2 利益诉求138

5.2.3 价值因素案例汇总147

5.3 制度因素148

5.3.1 政策舞台148

5.3.2 规则约束152

5.3.3 制度因素案例汇总156

5.4 本章小结157

第6章 KVI框架的理论分析：影响力变迁动因与决策优化158

6.1 “863””计划科技专家影响力变迁的动因158

6.1.1 制度因素的大幅度调整159

6.1.2 价值取向分歧程度的增大161

6.1.3 个人、单位、部门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博弈165

6.1.4 非科技知识需求的增加与科技专家非科技知识差距的增大168

6.1.5 本节小结172

6.2 KVI框架的理论内涵173

6.2.1 科技专家决策影响力层面的理论内涵173

6.2.2 科技决策机制与过程层面的理论内涵176

6.3 科技决策的优化183

6.3.1 “科技类型—政策阶段”空间中科技决策机制的优化184

6.3.2 科技决策主体行动策略的优化185

6.4 本章小结186

第7章 结论188

7.1 主要结论188

7.1.1 结论一：知识、价值和制度是科技专家科技决策影响力的核心决定因素188

7.1.2 结论二：科技活动类型、政策过程阶段对科技专家影响力有明显的间接作用189

7.1.3 结论三：非科技知识需求增加、科技专家非科技知识差距增大、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分歧程度的增大以及决策机制的大幅度调整是“863”计划决策中科技专家影响力逐步弱化的主要原因189

7.1.4 结论四：当科技决策中的知识供求不能匹配，或价值分歧无法调和，或重要的利益相关者缺失时，科技决策机制将产生调整甚至跃迁；当上述三种情况均不存在时，制度方可保持稳定或微调的滞缓状态190

7.1.5 结论五：对于不同的科技活动类型和不同的科技决策阶段，知识需求和价值因素的分布有所差异，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所占的比重也各有不同191

7.1.6 结论六：应该针对“科技类型一政策阶段”二维空间中知识和价值的分布情况优化科技决策机制191

7.1.7 结论七：为了在科技决策中更好地发挥作用，科技专家应该提高战略宏观思考和思维能力，成为战略科学家；官员应该提高知识水平，增强对科技活动的事实判断能力192

7.2 理论创新192

7.3 政策建议194

7.3.1 中国科技决策机制不仅要因科技活动类型分类设计，还要针对不同政策阶段有所不同195

7.3.2 强化科技专家的责任意识和政治使命感，不断提高行政管理人员的科学文化素养196

7.4 研究局限197

7.5 进一步研究的方向199

附录200

附录A 访谈提纲（模板）200

附录B 访谈对象列表203

附录C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政策发展的四个阶段205

附录D “十一五”国家科技计划体系概况（基本计划部分）207

附录E 民口“863”计划整体框架设置（1986—2008）210

附录F “863”计划相关政策一览（1986—2006）211

参考文献218

后记227